非黄金屋0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前面的絮叨

​ 看来得有半年左右没有读完一本书了叭，前段时间去豆瓣上看所谓读书的top100，发现还是读了不少，但是实在还是很少的，而看过编程随想的博客，他提到要多看文章而少看视频，确实我很大因为视频信息密度大、被动接受信息更容易导致看书看得少了，要恶补起来也。

​ 钱穆是不是大师，这个问题是有一定争议，我之前大概得看了看《国史大纲》的一点点，感觉应该还是有点东西的，读了这本十万字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觉得确实观点读到不落窠臼，虽然可能有些地方只是他的个人想法未必特别靠谱，但是确实我认为独到比正确重要，大多数人认为的正确，往往反而可能只是一种愚见而已。总而言之，他目前的发挥我认为称得上大师之作叭，尽管只能算大师的随手一作。

正儿八经来说

​ 这本书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讲课的讲义，或者更像是讲座的稿子，其实有点像《乡土中国》。大概是开宗一段，中间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分别讲了讲他们的中央官制、地方官制、检察、考试、税收、军制等。

​ 我认为他的讲解有几个特点：

• 他一方面讲得很细而且不止讲明面上的，还会讲暗地里的。比如讲到汉代中央官制会详细说三公九卿并且说出有两卿权位并不怎么重——这就好比给外国人讲中国地方长官首领不是省长而是省委书记一样，唐宋时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一一都说明了。
• 他讲问题比较注重演变和对比。比如中央和地方问题的演变，他是统领着讲，相同的一个制度，比如税收、户口、劳役等，他是能够说出唐宋怎么做的，明清怎么做得，为什么要这么做，得失在哪。我以为这样分析出来的结果，远远比用看似成体系，实际上非常单一的现代指标去看，须知很多问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量子力学的角度未必好解释中国的沿海为什么人口比内陆多。
• 他指出了一些世人明显的认知误区，这是我认为颇体现水平的。比如中国古代这两千多年都是专制黑暗，那显然不是的，它在不同阶段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再比如古代没有法制，这就是说古代没有宪法，没有完全现代精神（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但是反正现在中国也没有完全实现，建国以来宪法仿佛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现在的我们能够理直气壮认为自己是法制的话，不见得好意思说古代就是没有法制的。再比如古代皇帝并不是想干啥就干啥，这个《万历十五年》里就有看得出，
• 他讲问题很注重当时的时代背景，而不是简单得用现代观念去偏见得理解。比如汉武帝收盐铁为官营，我当时就好奇这和近代的社会主义国营公有制有区别嘛？结论是有区别也没有区别——区别在于与民争利后现在的政府会真搞搞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医疗社保等等，基本上还是一个主权在民，利则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显然古代不见得官方会管老百姓之死活的，服役还差不多。不过这显然是现代观点，老人家就从井田制时期的观念来说，在很早的时候对于非耕地的利用，开始是贵族圈山不准人进入，汉代管不住了就在山口收收税，汉武帝打匈奴国库没钱，就从自己内库里捐了一些放军费，然后号召富商捐钱，结果反响平平，于是大怒，这个道理是在于这个山水地方都是皇帝的，从这里挖出来的矿也好，晒出来的盐也好是要归皇帝的，皇帝现在出让了利益给你们是多么大仁大义啊，现在是国家有急事，大家应该齐心协力，皇帝都出钱了，你们吃皇家饭的都不肯出钱，岂不是太过分了？所以要惩罚。但是这里有俩问题：凭啥这地儿就是你皇帝的呢？这就是古代；凭啥你说打仗我就有义务去帮你打仗？谁主张打仗谁打去，就像现在说去打台湾的，谁主张谁去坐船叭，如果是为了公共的利益还好，如果更多是为了少部分人的私欲而拖上大家一起陪他折腾，这是专制成为罪恶而不是高效的AI政府的分水岭。但是钱穆确实从当时的理念逻辑来，能够解释很多事情，而且是很好解答我的疑惑的，也给我很多启发，不改变一些很基础的常识——比如主权在民，现代政府是老百姓的管家，而不是领导。民意和才干形成的领袖和管理政务的仆人，在我们这儿还是合二为一的，我们还是一个尚贤尚能尚权威的理念，而不是分开来——我们还在一个求一个爸爸管好这个家，而不是招一个仆人听我指挥打扫好这个房间，其实本质上是政治上不能独立的体现，人民在政治上始终还是个婴儿的年龄和心态，那么现在的一些东西即使看上去和后现代有点像，但效果是将会不一样的。

• 当然这里面肯定有他的很多个人偏见，比如汉武帝就总是——雄才大略，但是实际上我们直到汉武帝实际上薅秃了国家，杀了自己的太子和大量栋梁，最后落得个自己下罪己诏的地步，对于老百姓来说这可是个苦主，对于汉家政权来说也是带来巨大灾难的败家子，不过他类似于花花公子好歹有出过名，好比王思聪，他跟李嘉诚的大儿子（瞧，我都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名气显然没有王思聪大）但是从李家和王家的角度考虑，谁是更杰出的呢？我以为对于我而言确实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这些历史人物，而不是以教材也好、有圣君情结的犬儒的评价直接照搬——毕竟确实大众的往往是偏见的。再比如这一段——

  可见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

  (好笑，人事权和生杀权（军事或密探或法律权）才是最根本的，没有最终决定权，哪来的最高权威，钱穆此话有点政治婴儿的妄想)

• 但是我还是欣赏这种“不那么客观”的研究的，因为这里面会有许多有趣的见解——比如钱穆提出现代化要充分总结历代得失，知道我们失什么，有针对性得改进才行。比如古代的考试制度要不要？为什么好好的科举变成了愚民工具？比如他提出古代中国人不怎么将政治制度说成理论写成书，但是其实那些经验技巧早已经是“行内共识”，所以说中国没有政治理论政治思想只能说，见于书籍的少，但是见于行迹的还是多——我们不是常说，不看他怎么说，但看他怎么做么——这个观点我也是很觉着有意思的。再比如他认为的中国近代需从明代开始，我这点其实想想觉得也是有道理的，毕竟这一届物业有很重的苏联和大清的影子嘛。

• 这样分析当时的情况能够上追溯到远古中古近古的，我在他书中提到赵匡胤要任命宰相，但是没有很好的法理，召集大臣商讨如何解决，当时的人就举出唐朝旧例给出参考意见——很多时候智慧并不是藏在所谓的某某主义理论的公式里，而是旧例的事实中，即使是解数学题也是靠以前刷过类似的题才做得出，而不是简单的因为会牛顿力学所以能造出车轮。高晓松说钱穆应当是最后一个能这样治学的大师了，我并不认同，钱穆之强，一在于博学，分析问题能够前后对比，且能够从来龙去脉演变来讲；二在于独立有主见，而不会被所谓的“前沿显学”带偏自己的研究内容；三在于讲问题娓娓道来，这当然和他当过多年小学中学老师有关，这个表达能力在见诸于书上我觉得还是蛮有重要性的。当代还能产生这样的大佬嘛？我并不太认为能有多少，毕竟我也是从大众走过来的，大众心态能做出来我觉得几乎没有可能，现代科技带来更多诱惑，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是丰富文娱生活而已，但是毕竟现在还是有西方这个选择，有一群富二代，说不定还是能有那么些大师出现的，对于这些想成为大师的人，当代网络使得治学信息成本低到人人可及、检索工具信息科学让当代人接受处理信息速度快得多得多，出现比钱穆还博学的人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最后附上我写的一些个批注叭，这次读书并不是特别细致，写这个读书随笔也是三心二意，聊作纪念用，姑妄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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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right">——20230724商子羽

epub电子书的批注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钱穆 (標示: 0; 附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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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讲 汉代

▪ 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

(我怀疑钱穆是否有数学观念也——好吧应该只是单纯没写好，后文来看他还是有研究过历代户口问题的)

▪ 可见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

(好笑，人事权和生杀权（军事或密探或法律权）才是最根本的，没有最终决定权，哪来的最高权威，钱穆此话有点政治婴儿的妄想)

▪ 若讲到这些九卿职名的来历，却很有趣味：太常在秦代叫泰常，这个常字，本当作尝。他是管祭祀祖先鬼神的。依四时奉献时物，让祖先鬼神时时尝新，故称泰尝。在古代，宗教意味犹在政治意味之上。古代的住宅，东偏是祠堂，即庙，西偏是家屋，即寝。生宅死宅，连在一起。后代民间此制虽废，皇宫仍沿旧轨。直到清代，太庙不是紧贴在皇宫的东边吗？古代的家庭，最重要的，可说不是活人而是死人，祭祖自属大事。宰就是掌管杀牛祭祖的。所以汉廷九卿的第一卿，也是管祭祀的。这个官，正名定义，该属于皇家，管皇家的庙，管皇家祭祖的一个家务官。不好算是朝廷公职。其次是光禄勋。这个官名，直到清代还有，但这三字的原义，却早就忘失了。依文义讲，勋该就是阍，古音相同，这是皇家的门房。光是大义，光禄该即是大麓，禄麓音同相借。为什么门房称大麓呢？此因古时代的皇帝，多半靠山住家，好像宋江在梁山泊，朱贵在山脚下开设酒店，好通报消息。所以皇帝居山，房门就设在山麓。尚书上说舜管尧的大麓，那便是舜做了尧的宰相。换言之，乃是当了尧的门房。因此光禄与勋是古今语，都指门房言。卫尉是一个武职，掌门卫屯兵，这是皇宫的卫兵司令。当时凡属军事方面的官都称尉。太仆犹之是皇帝的车夫，《论语》：“子适卫，冉有仆”，仆是赶车的。皇帝出去，太仆就替他赶车。那是皇帝的汽车司机。廷尉是掌法的，犯了皇帝的法，都归他管。如此看来，太常管皇家太庙，光禄卫尉，一是门房头儿，一是卫兵头儿。这都是在里面的。皇帝出门，随带的是太仆，在外面有人犯法，就是廷尉的事。大鸿胪，一直相沿到清代，就等于外交部。也如现在之礼宾司，是管交际的。胪是传呼义。古礼主宾交接，由主传到主身边的相，再由主身边的相传到宾边的相，由是而再传达到宾之自身。鸿即大义。大胪是传达官。宗正是管皇帝的家族，其同姓本家及异姓亲戚的。以上七个卿，照名义，都管的皇家私事，不是政府的公务。由这七卿，我们可以看出汉代政治，还有很多是古代封建制度下遗留的陈迹，然而那时已是化家为国了，原来管皇帝家务的，现在也管到国家大事了。譬如太常就兼管教育，因为古代学术都是在宗庙的。西方也一样，直到现在，在他们，教育和宗教还是分不开。光禄勋原是皇帝的总门房，现在皇宫里一切侍卫都要他管。那时皇宫里的侍从，还不完全是太监，而且太监很少，大部分还是普通人。当时一般要跑入政府做官的人，第一步就得现进入皇宫里，充侍卫，奉侍皇帝，让皇帝认识，然后得机会再派出去当官。这些在皇宫里服务的，多半是年轻人，当时称作郎官，都归光禄勋管。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也就做过郎官。太仆呢？因管车马，所以国家一切武装，好像“坦克车、飞机”之类，他也连带管了。廷尉就变成司法，大鸿胪就变成外交。这是历史演变。我们推寻出这一演变，却并不是说汉代的中央政府还是一个封建政府，而当时的九卿还是皇帝之私臣。

(这一段简直古代文化常识必备，读史记的预备课啊，钱穆确实有点东西，会研究这些常识)

▪ 汉武帝时，曾下了一次诏书，大意说：你们偌大一个郡，若说竟没有一个孝子一个廉吏可以察举到朝廷，那是太说不过去的事。而且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该替国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选不出，可见是没有尽到长官的责任。于是汉武帝就下令叫大家公议，不举孝子廉吏的地方长官应如何处罚。这一来，就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有定期的选举。无论如何，每郡每年都要举出一个两个孝子廉吏来塞责。汉代一百多个郡，至少每年要有两百多孝廉举上朝廷。这些人到了朝廷，并不能像贤良般有较好较快的出身，他们大抵还是安插在皇宫里做一个郎官。如是则一个太学生，当他分发到地方政府充当吏属之后，他仍还有希望被察举到皇宫里做一个郎。待他在郎署服务几年，再分发出去。自从武帝以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至少每年各郡要新进两百多个孝廉入郎署，十几年就要有两千个。从前皇宫里的郎官侍卫本也只有二千左右。自此制度形成，二三十年后，皇宫里的郎官，就全都变成郡国孝廉，而那些郡国孝廉，又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生补吏出身的。如是则皇帝的侍卫集团，无形中也变质了。全变成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了。于是从武帝以后，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后来郎署充斥，要待分发任用的人才尽多，于是就把无定期选举，特殊选举都无形搁下，仕途只有孝廉察举的一条路，这是到东汉时代的事了。这一制度，又由分区察举，演进到按照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那时是郡国满二十万户的得察举一孝廉，由是孝廉只成为一个参政资格的名称，把原来孝子廉吏的原义都失去了。最后又由郡国察举之后，中央再加上一番考试。这一制度，于是会合有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之四项手续而始达于完成。　　我们从此看出：这一制度在当时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始正式入仕。那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正途。政府一切官吏，几乎全由此项途径出身。这样的政府，我们再也不能叫它做贵族政府。郎官之中虽然也尽有贵族子弟，但究竟是少数。我们也不能称之谓军人政府，因郎官并不是由军人出身的。我们也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政府，因这些郎官，都不是商人资本家的子弟。这样的政府，我们只能叫它做读书人的政府，或称士人政府。汉代从昭宣以下的历任宰相，几乎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举而来。并不是由其血统上和皇帝以及前任大官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大军人大富人，才爬上政治舞台。完全是因其是一读书知识分子而获入仕途。这一情形，直从汉代起。我们可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只许这些人跑上政治舞台，政府即由他们组织，一切政权也都分配在他们手里。

(讲故事一样把问题讲清楚了，厉害啊)

▪ 所以我讲汉武帝时代的盐铁政策，却远远从古代井田制度与山泽禁地在法理上所有权之区分，直讲到少府与大司农的税收之分配于政府与皇室之由来，而由此再引申出盐铁官卖来。这并不专是一个思想与理论的问题，而实际上则有极占重要的历史传统之现实情况来决定。 (确实把政府专营的背后政策制定者观念演变讲清楚了，所以就很容易比较古今公有制之异同。另外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税收问题，皇家与政府关系都串起来讲了，这一段很令我惊叹。)

▪ 近代的中国人，往往蔑视自己以往的政治传统，又说中国没有成套的政治理论，没有大的政治思想家。当然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专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治无理论，无思想。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否则为什么皇帝和宰相定要分权呢？为什么仕途必经察举和考试呢？为什么田租该力求减轻呢？为什么商业资本要加节制呢？为什么国民兵役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呢？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以往的政治思想，便该注意以往的政治制度。中国决不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而每一制度之后面，也必有其所以然的理论和思想，哪可轻轻用专制黑暗等字面把来一笔抹杀呢？　

(这个很对，很多东西只是没有上网，没有上书，不代表没有传下来，更不是没有存在，这一点见赵匡胤遇到问题召集人商量，他们能够依循的古代惯例能找得非常远而细，非当代人能理解之程度。)

▪ 皇室与政府的关系，终究发生了冲突；选举制度，到底造成门阀新贵族；经济制度、兵役制度都没有弄好，都出毛病了。

(这里确实能够引出一个重要命题 ——政权的存亡与哪些因素强相关)

◆ 总论

▪ 西方社会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还是要价值观多元啊)

▪ 我们只看宋明两代的宰相，多数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的。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两三百年世袭着，做宰相的人，前十年还在穷乡茅檐下读书，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九十世的传统了。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严，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权，总是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逐步将。 (贫寒之家不能持续，权贵则会逐步加强巩固)

▪ 。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若专要法制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 (法律不仅为公平正义之社会秩序，还要施展人之才，否则是积累动荡之因。 历代是以压制人之才来避免人之动荡，比如限制人口流动，禁止言论云云，法制观念未改进也)